1979年2月20日凌晨，谅山以南的高地上还残留着夜雨，越军观察哨里一名年轻军官悄声嘀咕：“中国人真会打到这儿来？”无人回答，炮弹却在远处炸开了橘红色的火球。自卫反击战的战火正顺着边境滚向越南北方，谅山，成了接挡之地。
谅山市不大，却像一把楔子，别在河内北面要害。要保首都安枕，谅山不能失手——这是黎笋给将领们画下的红线。为了这条红线，越军在此前两个月里挖防空洞、修战壕、布暗堡，连稻田中央都埋进过期炮弹，用来临时拼成“地雷阵”。表面看去铜墙铁壁，内部却人心浮动：居民开始外撤，机关档案连夜转移，一座“小城”徒然背上了“大都会”的恐慌。
22日夜，中国前线侦察兵已摸进谅山外围不足八公里。23日清晨，越军一军区的电话线频频闪红灯，首都国防部一再叮嘱“严守阵地”，但同登、高平的失守又逼着指挥官不断调整部署。说是“严守”，实际上却在派人四处打探后路。此时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外宾，话锋并不寒暄：“预计战事再过一周才能收束，慢一点也无妨。”言外之意，战略目的尚未达成。
26日傍晚，谅山北郊的417、473两座高地几乎同时响起密集炮声。解放军以一个军为骨干、两个师为翼侧，沿公路正面压上。此举不只是抢高地，更是切断越军向谅山输血的主动脉。越南方面的战报里却写得轻描淡写，“敌试图突破”。试图？炮火声让“试图”二字显得奢侈，前线观测员报告：“每分钟落弹三十发，弹弹有效。”
27日拂晓，北市区巷战已然展开。越军坚固据点被层层切割，一座暗堡不到半小时旧土飞扬。越军第三师未等增援而仓促退向奇穷河。退时混乱，指挥员甚至把军旗塞在医药箱里带走。“别丢了它，河内还得用。”他解释得干巴，却透出绝望。
3月1日出现争议最多的一幕：双方交火烈度攀至顶峰，越军在回忆材料中称“使用了合法烟幕弹”，中方资料则指出对手投射了含催泪成分的手榴弹。不论界定，结果一致——中国步兵暂且后撤，重新呼叫火力。许世友下达炮击命令：“天一亮，房子不留。”300门火炮齐射，时间精确到秒，谅山上空被硝烟压低，白日像蒙了一层铅灰。
炮火覆盖结束后，坦克轰鸣碾过碎石，步兵连紧随。此刻越军反应并不统一，北岸守军向南退，南岸部队因无线电失联迟钝数十分钟。战线突然撕开巨大缺口，谅山市政府旧楼上午即被攻占。电台里却仍循环播送“谅山防线固若金汤”的口号。许世友听见后勃然：“立刻过河！”可中央军委早有“不越河”电令，副司令周德礼愣在原地，空气一度僵硬。
傍晚，无线电里传来一句新指示：“争取更大胜利。”暗号露出，许、周二人面露喜色，随即召集参谋连夜制订越河方案。奇穷河水面不到二十米宽，常年浅滩，越军原妄想依托它作天然壕沟。4日凌晨，中国炮兵在南岸指定点位先发饼状弹，封死道路；坦克架履带桥，步兵过河如履平地。巷战再起，仅用半天即迫使越军第五军主力撤向铜摩。
铜摩、芝陵两处是越军临时“背水营”。增援部队携苏制火箭炮赶到，却只赶上了撤退尾声。5日，中国政府电令收兵，边打边撤。至此，谅山战役在火烟未散时戛然而止。同日，越南却颁布“全国总动员”，徒留电波里慷慨高呼。
战后双方公布战果，数字一左一右成了笔尖上的“第二战场”。中国方面称谅山及各方向共毙伤越军五万，自身损失两万；越方则称累计击毙打伤中国军人四万，其中谅山一线就歼敌一万九千，并摧毁坦克装甲七十六辆，而自身伤亡不过两千七百余。若据其说，伤亡比高达近七比一——稍作估算即觉失真：解放军在固定阵地上对越兵力形成压倒火力，且有装甲突击、火炮群火力准备，越军散兵坑阵地无法支撑如此“低”伤亡。
结合多方佐证，越军在417、566等高地产生大量伤亡；其第三师、337师加上地方分队累计减员不少于一万五千，加之后撤途中的非战斗损耗，实际总数应介于中方五万与越方两千七之间，更趋近中国公布。越方在说明中刻意淡化本方伤亡原因，却大幅放大“歼敌”数据，既是宣传，也是维稳所需。越南士兵战后回忆：“我们抱着B40火箭筒对着坦克打，打穿了也挡不住后面几十辆。”这句话比任何统计表都直白。
值得一提的，是谅山并未成为边境冲突的终点。1980至1989年，两山轮战拉锯整整十年。越军精锐回撤，试图凭高山丛林拖慢解放军。双方在法卡山、扣林山反复争夺，单次阵地甚至日换数手。中国前线记录：伤亡约四千六百；越南军方内部材料透露，己方减员六千六百左右。损益相当，远不及越方宣传那般悬殊。谅山一役的真实代价，需放到这条更长的战线里衡量。
战后几年，越南当局对谅山战役的官方叙述逐次修改——最初称重创来犯之敌八万之众，后又调整为歼敌近两万，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改口为“粉碎中国对谅山的侵犯”，具体数字彻底隐去。数字的浮动折射政治需求，少有人再去深究统计过程是否足够严谨。军史研究界常用交叉对比：墓地碑刻、医疗队接收名单、战地补充申请等见证材料，越南方面在这些资料上多有缺口，缺口大小正好呈现损失规模——成千上万行名字缺席，胜负自见。
中国参战将士对谅山记忆最深的，不是攻城，而是摊开的地图：从北面看，谅山偏僻得像个小镇；从越南南北战略轴线看，它却是咽喉。1940年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法国人就把铁路、公路与仓库集中在此；抗法战争时越南“先锋纵队”也在此驻扎。谁控制谅山，谁就半握河内外围的主动权。三十九年后，同一个地名、类似的战略意义，再次成为炮火焦点。
退兵命令下达后，解放军在谅山停留不到三天，按部队日记记载：“街道尚有火焰，两侧建筑残垣不断垮塌，居民寥寥。”越南随后宣布“收复谅山”，并安排记者在市府门口拍照。镜头里浓烟尚未散去，士兵们举起枪比划胜利手势，照片迅速在各地张贴。对于国内舆论，那张照片足够了；至于两千七百还是一万五千的伤亡统计，已无人追问。
回头度量战役含义，焦点早不在具体兵棋推演，而在一句简单结论：宣传口径与前线真实往往相左。数字背后是战火、是性命、是政策，也是一国对内外舆论的平衡术。谅山一战的“1.9万”就像一块招牌，挂在那里，不研究数字的人会信，稍一比较便知蹊跷。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一个细节：谅山战役结束后，越南国内对伤亡传闻极度敏感，官方严禁民众谈论“谁家的男孩没回来”，而在边境县份，殡葬队却连轴转。若越军真仅损失两千余人，无需如此避讳。谅山各乡镇至今留有无名坟标，这些沉默的墓丘提供了另一种佐证。
总的来看，越南对外公布的“歼敌1.9万、自损2788”的数字难以经得起多方印证。而且，若结合当时地形、火力对比、指挥掌控等要素，越南在该战中蒙受的损失必然高于其宣称。真实数字虽难精确到个位，却远非其公布之“奇迹式胜利”可概括。
延伸·数字背后的战场算术
谅山战役的数字之争并非孤例。战争史里，伤亡统计常常绑着多重目的。对越南而言，1.9万与2788两个数字承担了三项功能：一、向苏联示强，借高比值证明“前线胜利”，以换取更多援助；二、向国内民心喊话，压低自损避免动摇；三、向国际社会宣称“侵略者失败”，为外交博弈增添筹码。可数字若与事实脱节过甚，后续管理压力反而激增。正因如此，自1980年起，越南国防部开始低调处理烈士名册，直至1994年公布的国殇日官方阵亡数字，才悄悄把北境战事死亡总数抬至三万以上，间接承认原来宣传口径虚高。
与之对照，中国方面的伤亡通报往往分层发送：中央军委掌握详表，公开口径则做适度模糊处理。此举既保护作战计划，又避免让对方精准研判己方损失，从而调整战术。公开数字同样带有策略性，只是幅度位移有限，不至脱离大体事实，因此研究者能在事后通过多种渠道互证。
解放军何以在短时间里对谅山形成压倒性火力？这得益于“火炮分配系数”与“弹药日消耗率”两条指标。开战初期，前线师级单位获得的炮兵火力通常按“每公里正面配属火炮六至八门”计算，而在谅山，配属密度飙升至十二门以上，几乎是常规两倍。再加上北部战区铁路补给距离短，弹药日消耗率能维持高峰不衰。越军虽有苏制多管火箭，但数量不足、射程局限，无法对等还击。结局便是：伤亡差异一旦拉开，后续巷战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兰德公司在1982年的报告里提出“伤亡-士气折线”概念——损失破20%即进入急剧下滑区间。越军第三师在谅山的损耗超过此线，指挥链混乱自然随之扩大，战斗力坠落合乎统计学逻辑。对这一点，越南后来虽少提，却从侧面反映在兵员补充速度：1980年征兵数字比1978年高出近30%，且重点投向北部，因此各村庄出现“青壮年空档”。
数字失真终究需历史纠正。近年来，中越学界互释资料，双方已就谅山战役伤亡达成较接近的估值：越军死亡与失踪合计约一万四千至一万七千，伤者两万左右；中方死亡与失踪约六千五百至七千，伤者一万二千上下。此对比虽不及宣传稿里“1比6.8”的震撼，却更贴近战争实际。至此，数字归位，英雄安魂，谅山的炮火才真正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