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1969年3月遭遇珍宝岛冲突的挫败后，顿感愤懑，即刻在边境沿线紧急调动了百万雄师，意图对我方实施报复。然而，苏联军方亦深知，我方在东北、华北边境地带构筑了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网络，若从这两个方向发起进攻，恐难以捞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鉴于此，他们转而将战略重心移至中苏边境的西线。该地区广袤的戈壁滩，人烟稀少，正适合苏军机械化部队展开行动。
1969年8月13日，经过精心策划，苏军调集了一支相当于加强营规模的兵力，在武装直升机的支援下，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城以南约六十公里的巴尔鲁克山西部边境铁列克提地区，对我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袭。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我英勇的边防战士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勇反击。然而，由于敌众我寡，除一名战士幸存外，其余战士均壮烈殉国。这一事件，即所谓的“813铁列克提事件”，是前苏联当局一手制造的。
这段国境线在苏联境内，原本是沙俄政府通过《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年10月3日）从清朝政府手中夺取的。鉴于种种考量，我国接受了这片土地被苏联实际掌控的现状。然而，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继承了沙皇的衣钵，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政策，试图将国境线向我国方向延伸至巴尔鲁克山脊。对此，我国坚定地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因此，我国一侧的国境线几千公里范围内，成为了前苏联民众口中所谓的“争议领土”。
苏军凭借其交通网络之发达、机械化程度之高以及部队部署之迅速，趁我国不备，在所谓“争议领土”上大举修建公路，构筑防御工事，并堆砌大量石块，将其粉刷成白色，意图以此充当非法界标，制造既成事实。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国在1962年8月于铁列克提设立了边防站，加强边境管控，并组织部队进行边界巡逻。自此，双方在这一区域的冲突频率显著上升。每当我国巡逻队出动，苏军便派出人数和实力都明显超过我方的部队进行干扰和破坏，手段从肢体冲突、车辆堵塞，直至使用车辆强行冲撞，甚至动用挖掘机在我方巡逻路线上挖掘出一个个深坑……除了没有开枪之外，苏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珍宝岛事件余波未平之际，1969年四月，中央军委向新疆军区发出紧急电报，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北边疆可能面临挑战”的预警，并强调需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实际上，苏联军队在该时段的挑衅行为已显著升级，步兵、坦克、装甲车，甚至直升机频繁越境侵犯我国领土和领空。苏联军方的挑衅意图已昭然若揭，然而，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却误判形势，认为苏军仅是虚张声势，边境局势完全在掌控之中，因此并未将中央军委的电报视为当务之急，既未认真执行，也未向下级传达。
但苏联方面的挑衅却日渐升级，5月20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3辆，武装军人30余人进入争议地区，将我方按照边境协议正在开展作业的新疆建设兵团163团一名战士和3名农工一阵毒打后抓走，经我方9次抗议，才于24天后予以释放；6月10日傍晚，苏联骑兵再次闯入我农9师161团牧1队放牧点，绑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张成山，，张成山已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孙龙珍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也遭到枪杀……是可忍孰？面对苏联方面的胡作非为，骑兵独立营排长李永强在来不及请示上级的情况下，当机立断，迅速率领全排占领了身后有利地形，对苏军进行了英勇反击，终于救回了张成山，抢回了孙龙珍的遗体；但苏联方面却不善罢甘休。7月31日，近百名苏军再次乘坐军用车辆，在直升飞机掩护下，侵入新疆托里禾角克地区……仅仅在6、7月间，苏联就在边界地区连续制造了400多起挑衅事件。中苏边境上可谓是剑拔弩张。为了不激化矛盾，我军暂停了边境巡逻。
为与外交斗争相协调，8月初，解放军总参谋部及新疆军区联合决定，逐步恢复对争议区域的巡逻。据此，塔城军分区拟定了一项自1969年8月13日起在铁列克提地区恢复巡逻的具体计划，该计划已获得北疆军区、新疆军区、总参谋部以及外交部的正式批准。
为了“首巡成功”，塔城军分区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一是调整了防卫体制，将原来由军分区直管的营、连级边防站，缩编为连、排级站，将骑兵营和原来的边防团，以及缩编后的所富余出来的人员，整合组建为三个军区直管的边防独立营。将整个防区分成3段，三个独立营各负责一段的防务，并领导该段内的边防站。铁列克提地区所在的裕民县各边防站就由独立四营（代号304部队）负责。二是在所属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形势和政策教育，每天通过不同的会议，从小组会、班排会、到讨论座谈会、动员大会，让指战员们对中苏边境现状的前世今生和我对苏策略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激发了战士们的爱国热情，对“现代修正主义”充满了“刻骨仇恨”；对冲突时所遵循的准则、纪律，战士们更是朗朗上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宁前进一步死，不后退半步生”等。
与此同时，为响应宣传及外交斗争的需求，新华社、新闻电影制片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内主要媒体纷纷派遣超过十位记者，他们相继抵达铁列克提边防站，准备现场见证并报道我国军队重新启动对边境地区的巡逻任务。
得益于珍宝岛战役的胜利鼓舞，我军部分指战员与记者产生了轻敌心理，误以为苏军无力抵抗，坚信我军恢复巡逻将一路畅通无阻。因此，他们在准备工作上并未加以掩饰，更未采取任何保密措施。这样一来，中方的所有动作都尽收苏军眼底。面对突然涌现的大量手持摄影设备的“眼镜”，苏联方面迅速洞察了中国方面的意图，大致已猜出七八分。他们早已蓄势待发，意图报复。于是，他们不动声色地迅速调动兵力，不仅命令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及相邻的罗德尼科瓦亚边防站立即进入警戒状态，且夜以继日地施工，紧急挖掘工事和修筑掩体。同时，他们还秘密调集了十余辆坦克和装甲车，在此集结并隐蔽起来。
受限于技术条件，我国一线人员虽未能直接目睹苏联所实施的行为，却从深夜里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和刺眼的灯光中察觉到了异样。更令人震惊的是，苏军竟然无视我方提出的边境会晤提议，此举实属罕见。以往，无论两国关系如何波动，边界双方的军事指挥官始终保持着顺畅的沟通，从未有过中断。如今，边境上空弥漫着紧张的气氛。8月10日和12日，边防站通过塔城军分区，连续三次以不同形式向新疆军区司令部汇报了苏联方面的诸多异常举动，并推测苏联可能已洞悉我军意图，建议取消或推迟原定于13日恢复的常规巡逻。然而，边防站始终未接到新疆军区的任何回复。
8月13日凌晨，巡逻按计划启动。
我军共95名参战人员，他们被划分为巡逻分队与掩护分队两大编组，均系从304边防营精心挑选，具备高强军政素质的干部与战士。此次行动的一线总指挥，由营长康友福与政委浦其武共同担任。
为确保巡逻任务的安全，我部沿巡逻线路自北向南依次设立了右、中、左三个掩护阵地。其中，中路掩护阵地——无名高地的侧翼，还设有我军的预备队集结点，前沿指挥所亦设于此。8月13日凌晨2时，掩护部队隐蔽地自边防站出发，依既定计划，分批次提前抵达三个预定掩护阵地和一处预备队集结阵地，秘密展开潜伏。
受时差影响，约在八点时分，天色终于破晓。我方阵地之上，两架苏联米-4武装直升机相继掠过，多次进行低空盘旋。在戈壁滩的灰黄色背景下，我军战士的草绿色军装格外显眼，毫无遮挡，敌机轻易便将我军阵地情况一览无遗。“兵者，诡道也”，一旦暴露无遗，战斗形势将难以掌控。康友福营长随即向上级汇报，提议取消此次行动。然而，新疆军区对此建议予以驳回。无奈之下，各掩护组的战士们只得严格遵守潜伏纪律，继续保持静止状态。
我国恢复巡逻行动旨在彰显主权，对苏联方面侵占我国领土的行为进行抗议。因此，巡逻行动自然需待至天明时分展开。约在九时，康有福一声令下，我铁列克堤边防站副站长裴映章率领由11人组成的巡逻队伍，从边防站出发。裴映章身为一名营级军官，数月前便已提交了转业申请，理应无需参与此次行动，起初领导层也未安排他参与，然而他以对地形了如指掌为由，主动请缨，最终如愿成为此次巡逻行动的队长。
巡逻队依循既定路线，行进至一片位于无名高地西侧的开阔地带，正逢苏方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内多辆军车紧急出动，其中包括指挥车、装甲车及卡车，它们越过边界，直抵距离无名高地仅二三百米处。车辆尚未停稳，约120名苏军士兵便跃下车，迅速融入苏联军队前一天在此匆忙构筑的阵地，对我军发起突然攻击，当场造成我方两名战士受伤。面对敌人的预先部署和不利的地形，我巡逻队当机立断，迅速向上撤退，退守至无名高地，并与已在此潜伏的中路掩护组会合，随即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苏军不屈不挠，势如破竹。他们以四辆装甲车为先锋，掩护下，如散兵般向我巡逻队阵地发起猛攻。尽管我军连续两次成功击退其攻势，但苏军并未气馁，反而调集了十余辆装甲车、六辆坦克以及众多援军，将战场兵力扩充至三百人。随后，他们从南北两面绕至我方无名高地的侧翼，意图切断我军增援通道，并阻隔我预设阵地间的联系，为步兵发起的第三次强攻提供更猛烈的炮火支援。
苏联红军在战场上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不仅占据了绝佳的地形，而且在人数上拥有绝对的上风，更兼之拥有强大的火力支持：远程重型火炮、超过十辆装甲车辆、六辆T-62坦克、多挺重型机枪以及两架直升机。这简直可以视为一个强化版的坦克连，配属给步兵营。
在我国军队方面，战场上的实际参战人数仅有92名战士，除去3名新闻工作者，这一数字还不到敌人兵力的一成。他们被分置于四个不同的阵地作战。在无名高地，被苏军围困的仅有中路掩护组的13人和从撤退中赶来的巡逻组11人，总计只有24人，其中包括4名伤员、1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和1名翻译，真正战斗的人员仅剩18名。在火力装备上，我军仅拥有半自动步枪、班用机枪、40毫米火箭筒以及新近投入使用的枪榴弹，这些均为轻武器，缺乏任何重型武器装备。加之戈壁滩开阔的地形，没有掩体和遮挡物，使得我军从战斗伊始便面临敌强我弱、完全暴露在苏军火力网中的不利局面。
更为严峻的是，驻守在无名高地上的我国军队不仅四面楚歌，而且与外界隔绝了联系。在各个预设阵地，我军并未配备通信设施，仅有的一台报话机仅装备给了巡逻队，这是战场上一线部队与指挥所及后方联络的唯一桥梁。然而，这台唯一的报话机在战斗初期便遭受重创，被迫停止了工作。根据原定计划，指挥所通过发射信号弹来向各个阵地下达指令，并规定了一、二、三发信号弹分别代表不同命令的约定。然而，在战斗进行中，出于对前方阵地可能未能及时接收信号弹的担忧，指挥员匆忙间又连续发射了两枚信号弹。这意外的四发信号弹导致各战斗小组陷入混乱，原本有序的战斗部署被彻底打乱，各阵地只得各自为战。在苏军猛烈炮火的封锁下，我军左右两路掩护部队多次尝试向中路掩护阵地提供有效支援，但均未能成功突破敌人的火力封锁。
在无名高地上，我军的战士们并未因苏军强大的火力而退缩，他们怀揣着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地抗击敌军。即便是随军的摄影记者，也在关键时刻放下相机，毅然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成功击退了敌人多次的冲锋，但双方实力差距明显，我军寡不敌众。在这场激战中，我军坚守的无名高地，也就是主阵地上的24名勇士中，有5人被苏军俘虏，其中4人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仅幸存的一名战士，后经外交途径被成功解救。其余的19名指战员和随军记者均壮烈牺牲。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共有28名勇士英勇捐躯，12人负伤。至13时30分，苏军以2人阵亡，10人受伤的代价，终于占领了无名高地……战斗至此落下帷幕。事后，苏联方面对参战人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共颁发列宁勋章1枚，红旗勋章5枚，红星勋章6枚，三等光荣勋章2枚，勇敢奖章10枚，战功奖章11枚。
胜负乃军旅常态，尽管在这场激战中，我方似乎遭受了挫败，然而败中亦见荣光。对比双方实力，我们仅20余位装备轻武器的勇士，面对着配备武装直升机、坦克、装甲车及大炮的苏军，兵力相当一个加强营，且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竟然坚守了如此长的时间。这份战斗意志与强大战斗力，即便在苏军眼中，亦令人感佩不已。
战斗落幕之际，中央军委遂即派遣工作组对失利之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剖析。调查结果显示，我军将士展现出了英勇无畏、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理应受到嘉奖。然而，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疆军区部分领导对敌情判断过于轻率，导致战前准备不足。
苏联解体之际，1999年11月下旬，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铁列克提地区毗邻，正式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该公报明确了冲突地带的归属，同年，该区域正式划归我国版图。
为缅怀那些在捍卫祖国疆土时英勇捐躯的英勇战士，2008年5月，新疆军区毅然决定，将那片洒满烈士热血的无名高地更名为“忠勇山”。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日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凭吊英灵，追思先烈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