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正值日理万机，却收到了家乡湖南寄来的一封信。他不由得心生亲切，警卫员却在一旁低声抱怨：“又有人来托关系求安排工作了，还是别管吧。”毛主席本打算随手搁下信件，却在看到署名的那一刻停住了手，立刻拆阅，面上流露出难得的欢喜。
警卫员满是疑惑地望着信封，见到上面的名字刘策成。毛主席读罢信件，转身吩咐道：“请湖南省省长程潜帮忙，替刘策成先生安排工作。”警卫员讶异不已：平日里毛主席最忌讳亲友走后门，今日却破例，不禁追问这位刘策成究竟与他有何渊源。
毛主席微笑解释：“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难得的人才。他来做这份工作，无人更合适。”说完，毛主席点上一支烟，望向窗外，思绪不禁飘回往昔。
刘策成人称刘武，湖南新邵人，出身文士，青年时期潜心研读《庄子》，深受其思想影响，性格刚直，嫉恶如仇。1895年甲午战败，民族危机骤然加深，不少志士赴日本求学，刘策成亦加入其列。在日本时，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诸多革命者，参与同盟会创立，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留学归来，刘策成回到湖南执教，成为革命理想的布道者。1914年担任邵阳驻省中学的校长。他愤慨于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秘密与教师杨洞天、学生匡互生筹划武装抗争，但行动败露，被捕入狱，还曾被判死刑。幸而同乡蔡锷力救，他终得幸免。
狱中逃脱后，刘策成受朋友相助，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为传播革命思想，他选择教授历史。那时的第一师范，学生们对这位风云人物充满敬仰。毛主席，还是学生，不时主动向刘策成请教问题。两人师生情谊在交往中愈发深厚。刘策成的书房，毛主席成为常客，他们在资料堆中纵论古今，讨论时局，交换见解。
刘策成的民主革命精神和爱国气节，极大影响了年轻的毛主席，并曾当面称毛主席为“志气锐、思非凡”的人才。可惜，世事变迁，这份平静很快终结。刘策成因希望为民众谋取更大利益，于1920年从教转入政界。
临别那天，学生们依依不舍，刘策成留下一句鼓励，便离开了校园。自1920年后，刘策成先担任浏阳县长，继而任衡山县长，秉公办事，刚正不阿，深受百姓爱戴，在当地有“刘青天”之誉。衡山百姓甚至编有民谣以赞其清廉：“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来个好清官，就是刘策成。”
他不仅关切民众疾苦，还撰文县长之道，提出十条模范标准，强调破除官场陋习、为民做实事。百姓为他送上“万民伞”，表彰其仁政。
1923年，湖南省长赵恒惕考虑到与刘策成的姻亲关系，将他任命为省会警察厅厅长，既可巩固政权，也利于服务百姓。正值湖南政争激烈，“官方自治”与毛主席等人倡导的“民办自治”唇枪舌剑。毛主席直言批判赵恒惕，在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这引发了赵恒惕的极度不满。
赵恒惕密令逮捕毛主席，并召开高层会议。刘策成作为警察厅长出席，得知这一决定，表面平静，内心却谋划着营救。刘策成主动请缨，建议由警察厅主导抓捕；趁上级信任，将营救计划付诸实施。他召来心腹王建屏，直言相托：“一定要提前通知毛主席避开，然后再做抓捕姿态，既能救人，也无碍交差。”
王建屏即刻行动，先通知毛主席连夜离开长沙，再指挥警署大张旗鼓搜捕，最终“成果”全无。借此安排，毛主席转危为安，这份恩情铭刻心底。
之后，刘策成继续担任厅长，却热心于保护历史遗迹及造福市民。他主持修建长沙首座市民公园，真正惠及百姓。随着赵恒惕垮台，刘策成逐渐淡出政界，对国民党表现颇为失望；而当得知毛主席正在力推新事业，更为欣慰。
1939年春，刘策成专程赴南岳衡山，拜访视察中的周恩来。二人交谈良久，周恩来感念他当年对毛主席的保护。刘策成只是淡然一句：“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但我衷心支持抗日！”此后，他与国民党距离渐远，专心教学研究，著有《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当选国家主席。刘策成闻逢盛事，喜悦溢于言表，向众人颇为自豪地称：“我早知毛主席必成大才！”新时代气象使隐居多年的他产生重新为国服务的念头。他试着致信毛主席，请求参与文史工作。原以为总理政务繁忙，不会受到关注，没想到很快就收到毛主席亲笔回信。他建议刘策成留在长沙，具体由程潜安排。
程潜得知内情后，委任刘策成为政府参事。待遇虽高，却非其所愿，他希望专心文史，于是再次致信毛主席。等不及回复，他便亲赴北京自荐。痴心不改，即使年逾花甲仍决意为新中国贡献力量。
此时，毛主席刚寄出回信，获悉恩师已至北京，立即安排生活，并督促相关部门尽快为其解决岗位问题。1951年6月，刘策成收到了中央文史馆的聘书，被正式任命为馆员，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这结局超出意料，刘策成未曾想到自己早年的点滴相助，竟能被毛主席铭记不忘，更未料新中国会赋予如此崇高的职责。他携家迁往北京，怀着感恩的心情，在新的岗位上投身文史事业。
师徒之间的恩与情，彰显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的传统。一滴水的回报，可以汇成涌泉；刘策成与毛主席之间的故事，就是这一古谚最真实的注脚。